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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11月22日的午后,鲁南淮北的风已经带着能扎进骨头缝里的寒气,碾庄圩以西那片连当地人都叫不全名字的旷野上,连片的枯黄芦苇早被连续二十多天的炮火烧得七零八落。
没被烧透的苇秆冒着暗黄色的烟,烟柱贴着结了薄冰的地皮慢慢翻滚,把空气里的硝烟味、泥土味和芦苇燃烧后的焦糊味揉成一团,往人鼻子里钻。
脚下的土地早就被炮弹翻了一遍又一遍,冻硬的土块里嵌着弹片、碎布和不知道谁家士兵的棉絮,每走一步都能听见冰面裂开的细碎声响。
从碾庄圩核心阵地溃退出来的两个人,一个穿着洗得发灰的士兵棉服,领口的扣子早就掉了两颗,冷风顺着领口往脖子里灌,他的棉鞋鞋底磨破了个洞,脚趾头在里面冻得发麻,每挪一步都要费尽全力。
搀着他的人腿上还带着没包扎好的伤,裤腿上的血渍早就冻成了暗褐色的硬块,每走一步那条伤腿就忍不住打颤,正是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。
两个人不敢走开阔地,猫着腰顺着弹坑的边缘往苇丛深处钻,身后的喊杀声从四面慢慢合拢,越来越近,连鞋底蹭过冻硬芦苇秆的声响都能盖过远处零星的枪声。
他们身后不到两公里的地方,第七兵团最后一座还在抵抗的地堡正在塌陷,厚重的原木横梁被炮弹炸得断成两截,带着火星的土块和断裂的木料猛地飞起来,又重重落下去。
砸在旁边结了薄冰的水洼里,“咔嚓”一声把冰面砸出一个大窟窿,混着硝烟的冰水溅起来,落在周围的冻土上很快就结了一层薄壳。
第七兵团十二万多人,从11月6日被围在碾庄开始,打了整整十六天,到这天午后,连最后一点能组织起来的抵抗都散了。
到处都是丢弃的步枪、炸瘪的钢盔,还有散落在泥水里的干粮袋,往日里整齐的阵地早就成了一片分不清敌我痕迹的焦土。
杨廷宴后来在南京口述的那份陈述,在2009年被人民网刊载的胡兆才文章完整记录了下来。
两个人钻进芦苇滩最深处的一片洼地里,周围的芦苇秆比人还高,风钻不进来,只有远处的喊杀声隐隐约约飘过来,那个穿士兵棉服的中年人靠在冰冷的土坡上,看着四周再也冲不出去的包围圈,没说多余的话,抬手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。
这个倒在冻土上的人,就是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,这一年他四十九岁。
从1924年投身戎马开始,二十四年的枪林弹雨,最后停在了这片连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的芦苇滩里。
杨廷宴的左腿早在前几天的突围战斗里就被弹片划伤了,没有药品,伤口早就肿得老高,他蹲在已经凉透的尸体旁边,周围的风卷着细碎的苇絮往脸上打。
他不敢多待,从附近一个阵亡士兵的背包里翻出一把小铁锹,那是工兵用来挖散兵坑的工具,锹口早就卷了刃,握在手里凉得刺骨。
淮北的11月,冻土冻得比石头还硬,每一锹下去只能凿下薄薄一层土,震得他虎口发麻。
他费了快一个钟头才在苇丛最隐蔽的地方挖出一个浅浅的坑,连尸体的肩膀都盖不严实,他把黄百韬的尸体拖进坑里,用旁边挖出来的冻土一点点盖上去,没有棺木,没有裹尸布,甚至连一床完整的军毯都找不到。
所有能御寒的东西早在被围的前几天就被送到前沿阵地去了,没人能顾得上这位司令官的身后事。
他蹲在旁边喘了好半天粗气,才摸出身上剩下的半盒烟,把里面的烟纸倒出来,就着远处炮火的微光,在烟盒纸上一笔一笔画下周围的地形。
东边三步远有个半塌的弹坑,西边五步外有棵歪脖子的小榆树,坑的正前方对着那片没被烧完的芦苇丛。
画完之后,他走到坑边不远处那棵碗口粗的柳树底下,摸出随身带的刺刀,在树干靠近地面的位置狠狠刻了一道深深的痕,刀刃划过冻硬的树皮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做完这一切他刚要转身走,忽然又停住脚,扒开刚掩好的浮土,从黄百韬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一枚磨得发亮的铜牌。
铜牌的一面刻着“来宾证”三个字,另一面清清楚楚印着数字“17号”,这是当年国民政府总统官邸的特别通行证,只有能直接面见蒋介石的核心高级将领才能拿到,进出官邸的岗哨看到这枚铜牌,连常规的搜查都可以免去。
他盯着这枚铜牌看了好一会儿,又轻轻把它放回尸体原来的口袋里,重新用浮土把坑掩好,还特意在上面踩了几脚,把新土的痕迹踩得尽量平整。
做完这一切,他脱下身上的军官服,从旁边一具阵亡新兵的尸体上扒下一件破破烂烂的士兵服换上,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领章、符号全都埋进旁边的冻土缝里,一瘸一拐地朝着芦苇滩的边缘走。
他没走出二里地,就被解放军的搜索分队截住了,明晃晃的刺刀指着他的胸口,他立刻把手里的铁锹扔在地上,浑身抖得像筛糠。
对着看押他的战士反复说自己是刚被抓来半年的新兵,连枪的保险都不会开,老家在山东临沂的农村,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亲瘫在床上,底下有个刚满三岁的娃娃,自己腿上的伤还是之前被炮弹炸的,求战士们开恩放自己回去种地。
他缠着带队的干部翻来覆去说了快两个钟头,把家里的住址、村里的人名说得清清楚楚。
最后看他确实伤得走不动路,身上也没有任何军官的标识,干部就给了他半块干粮,把他释放了。
杨廷宴不敢走大路,专挑乡间的小路绕,白天躲在路边的柴草堆里睡觉,晚上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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